曾轶可的角色介绍

曾毅，毕业于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有一副好嗓子，曾在TVBS做过新闻主播和记者。曾轶可来到凤凰卫视后，以专业精神成功推出凤凰早班车，现主持金石财经、同行财经等栏目。

从记者到现在的重量级财经节目主持人，作为金石财经的制作人和主持人，节目已经进行了近15年。

曾轶的作品有:《曾轶与谢国忠的对话——谢国忠的建议》。

中文名:曾轶

国籍:中国。

职业:新闻主播和记者

毕业学校:台湾辅仁大学

代表作品:凤凰早班车等。

生日:4月3日。

主机程序

金石财经和点对点财经是有深度、有影响力、能言善辩的财经节目。

曾毅，深入采访企业投资领域的金融专家学者。她写作，收集，广播，也是一个制片人。

曾参与主持涵盖“台湾省大选”、“十五大”、“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专题节目。

基本信息

个人博客:内容分类为财经、生活观察、读书、传记等。

生日:4月3日。

爱好:阅读、听音乐、游泳、种花和装饰家居。

血型:a型

星座:公羊

学历: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

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和兄弟。

性格:静如处子，动如兔。

特殊习惯:自我审视和自我发现

人生的目标:和平、喜乐、众生平等。

宗教:佛教

身体满意度:感谢父母，不敢挑剔。

职业经历:进入社会以来一直从事通信相关工作。从公关到记者和主持人，一步一个脚印。

职业

曾毅从辅仁大学传播系毕业后，就职于台湾省清华广告公关公司，后于1993年底赴港在TVBS工作。1997年4月，曾毅加入凤凰卫视中文频道，先后参与主持和报道了一系列节目和重大活动，如:香港回归60小时报道、中共十五大报道、中国市人大政协两会报道、台北市长选举、台湾省领导人大选、千年之旅等。她走访、主持、制作的专题，如张小燕在Mainland China认祖归宗、台湾省在大选中的生活、台商在Mainland China、白晓燕遇害追踪等，报道角度独特，反响良好。

主持财经资讯栏目《金石财经》和财经评论栏目《财经同行》。曾轶可不仅担任了这两个栏目的主持人，还担任了栏目的制作人和主编，全面参与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

曾轶可曾先后服务于台湾省TVBS、凤凰卫视，参与主持了一系列专题节目，涵盖了香港回归、中国十五大、NPC CPPCC、中国省级经贸部长论坛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她主持的凤凰卫视《金石财经》和《财经同行》都是中国电视有影响力的节目，受到政治、经济、工商等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除了担任主持人，她还担任两个栏目的制作人和主编，全面深入地参与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其专业性、职业素养和主持风格深受观众好评。

曾毅主持过100多场重要的金融论坛，包括陆家嘴论坛、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凤凰金融峰会、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等。

家庭生活

凤凰卫视主持人曾轶可，上周因怀孕分娩休长假后，重新出现在《今日新闻谈》节目的主播台上。她在65438+10月21(大年三十)生下了一个近8斤重的儿子。她说，生活中没有什么比照顾儿子更重要，希望儿子早日长大。

初为人母的曾轶可，看起来比以前多了几分成熟和沉稳，表情也显得更加安详，更像她的名字——“无声涟漪”。记者采访了已逐渐恢复正常工作的曾毅。她只是拨通了曾毅的电话，用略显急促的声音对记者说:“你能等会儿再打过来吗？”我要母乳喂养我的孩子！“关于第一次做妈妈的感受，曾轶可说，做妈妈是女人一生的改变，不仅是身体上的改变，心理上也成熟了很多。工作上，年轻的时候只知道往前冲，现在想的更多，想的更细。关于工作和人际关系的想法更加多元化。成为母亲后，曾轶可认为天下所有已婚未育的女性最好都有一个孩子，因为成为母亲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女性最好的成长经历。从中不仅可以学到对下一代的责任，还可以感受到朋友和工作的不同。但前提是要开心。

曾毅最大的目标是给儿子最好的教育环境。所以要努力赚钱，努力存钱，以免阻碍对儿子未来教育的投资。

行情

她喜欢生活故事: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常常会因为几句善意的话语或者励志的小品而从挫折中奋起，她希望朋友们能“感动一点，深刻理解，改变很多”，所以她的《凤凰早班车》每天都会给观众讲一个生活故事，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能力的强弱固然重要，稳定性就更不用说了。能力和稳定才能展现最好的水平，这是曾景毅的人生口头禅。

程序风格

凤凰卫视财经节目主持人。

曾毅主持的财经节目风格独特，以专业的视角捕捉财经重点，以记者的应变能力追踪重大事件的进展，用口语化、亲民化的语言描述事实和观点。力求主持的财经节目信息量大，见解深刻，生动易懂，简单明了。

曾轶可主持的财经栏目是中国电视上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节目。受众不仅是政经专业人士，还有商界人士，也激发了各行各业讨论金融界的兴趣。

程序相关性

张丽粉: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已经微妙地结合在一起。

曾毅: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超过了8%，这使得全世界在媒体报道和金融投资时都更加关注中国，每个人都希望在其中找到未来的机会。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如何更好地了解外界如何看待我们？今天，我们邀请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丽粉先生与我们对话。你好，李芬。

张丽粉:你好，易。

曾毅:我谈到了人们对中国的兴趣。记得有一次，一个顶尖的经济学家跟我说，他们去欧美路演的时候，比如一个星期大大小小几百场会议，不管台下的观众是跟中国业务有关的还是分析的，每一场都是爆满。然后，他们都想知道中国的最新情况，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更加波澜壮阔。你在英国的10和20年里，真的感觉到西方国家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英国人对中国越来越友好吗？你怎么想呢?

张丽粉(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我觉得在过去的10和20年里，中国应该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2002年，它成为了一个概念，现在它成为了现实。所以你刚才提到中国已经成为欧美不可或缺的因素，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或者任何重要场合。

我认为关键问题是，当他们谈论中国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他们自己、他们的现实和他们的利益。因为中国和他们的利益已经非常非常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不管是中国的CPI，中国的PPI，还是中国的GDP，我觉得历史上很难看到有哪一个时期，有哪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经济的一些细节关注到中国这样的程度。无论你是在博鳌还是达沃斯，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存在已经密切关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张丽粉:中国房地产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曾毅: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像FT中文网，你一直在世界和中国的交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期间大家最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涨得这么快？在你的报告里，其实是很重要的分析讨论部分，所以看看中国房价为什么涨这么多。从你的分析来看，从我们对经济学家的采访来看，我很难有* * *的见识，说出个所以然来。你看到英国伦敦的房价曾经那么高。你认为中国的房价，你能告诉为什么吗？

张丽粉:是的，我在伦敦呆了很多年，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可能和中国的很多问题一样，有时候我想打破我的头。各种理论都无法得出答案。比如伦敦的股市和房市，至少有涨有跌。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伦敦的房地产市场一度下跌了60%。然而，中国的问题可能会让全世界的人感到困惑。世界上有个地方叫中国，它的房市只涨不跌。这可能是一般常规经济学，常规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无法回答。

我觉得这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说，中国可能已经过去了，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来降低房价，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总理在两会期间的全国人大报告中说得很清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抑制中国的房价，但是两天之后，北京，

所以我想用口号和纯粹字面上的政策来抑制物价。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在过去的10年里，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惩罚它，什么时候该奖励它。长此以往，孩子就不知道父母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这条鞭子高高举起，慢慢放下。如果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市场和公众对政策的执行和公信力的信任度非常低。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房地产背后一个政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问题。

房地产的问题，无论是土地财政，还是地产商的贪婪，归结起来就是大部分中国人需要一个住的地方。第二，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我觉得这是中国房地产问题的两个基本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公共政策的选择问题。这取决于政府是否真的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决心和意愿。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都不可能。

Zeng _ Yi: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增加住房的土地供应，特别是保障房，另外一个就是棚改。对这些中低收入家庭有更多的支持，但现实是中国的房价与普通人收入之比是20倍。不知道伦敦多少钱，伦敦会这么高吗？

张丽粉:是的，我认为如果是收入与房价的比率，我认为中国可能已经超过了伦敦和纽约。比如伦敦第一季度，是大伦敦地区的一个平均房价统计，大概价格将近32万英镑。相比之下，如果1英镑兑换10人民币，则将近320万人民币。

如果你去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中介，你可能只能买到一套非常小的公寓。所以，如果中国的收入水平和你的房价都很高，这种情况显然很难持续下去。但关键问题是，那些对中国股市持悲观态度的人还是没有看到那一天，说中国股市还是会按照一个比较基本的、约定俗成的市场规律运行。为什么？我觉得原因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如果政府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大的利益集团，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的制定者，在球场上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玩家，两者会给中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张丽粉:预计美国主流认为中国操纵汇率

曾毅:在中国的这些变化中，我认为中国更难做出选择或者说面临挑战。政府、企业、老百姓都需要一个方向，那就是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争论了一段时间。虽然后来缓和了，但确实有点中美战略博弈的味道。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张丽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第一，我觉得不管是华府还是京府，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中美的双边关系，不仅是目前全球地缘政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而且是未来65，438+00，65，438+05，甚至50年，越来越决定整体的关系。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0年里，中美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无论是因为利益、意识还是很多政治理念。当然，由于中国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与美国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捆绑在一起，一些大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某些利益上。

我觉得不管是美国国会，美国学术界，美国政策研究界，智库，我都认为中国在操纵货币，这样的意见应该还是多数。我们针对媒体，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捍卫中国市场的观点，但是如果私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可能还是会认为中国实际上在操纵货币。

如果这个症结不解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出现。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者。我的一个观点是，在美国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政治制度、政府制度和美英的看法之前，两国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我觉得不管是关于人民币还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背景。甚至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国会，他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他背后的政治制度还有很多疑惑和焦虑，我觉得这很重要。

张丽粉:美国可能会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

曾毅: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是真的期待，也害怕被中国伤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评论会特别赞扬中国，有些批评会特别尖锐，这是中国人似乎无法完全接受的。中国真的是这样吗？如何看待中西差距，西方如何看待真实的中国，请继续邀请FT中文网总编辑张丽粉博士来谈谈。

李芬，在上一节中，我们谈到了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争端。我记得总统和胡锦涛到达美国后，第二天报纸的标题实际上说得很清楚，中国不会在外国的压力下改变政策。换句话说，对于美国来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答案。如何看待美国有这样的预期，然后，后来，中国有这样的表态？

张丽粉:我认为中美双边领导人实际上已经就人民币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有些是公开的，有些在非公开会议中相互交换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美国媒体、国会和政界似乎都有一个期待，就是中国会利用这样一个场合释放某种信息，这种信息可以满足国会、华府和公众的期待。

但是，我觉得中美邦交正常化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是美国可能不太能理解一件事，就是在外国要求中国一个最高领导人对这么大的问题发表看法，可能算是让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计划，还因为他对1840以后的中国历史还不够了解。

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中国打交道五六年了，可能是时候改变跟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了。也就是说，当中国出现一些松动迹象的时候，就是给中国面子的时候，也是给中国面子的时候。中国的一些重大文化和政治项目，不要太轻易去碰。看起来结果可能更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实际上美国国债的增持量一直在减少，四个月来每个月都在减少。我觉得可能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它已经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为很多机构，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的大机构，已经开始把钱收回来了，期待稳定会有所松动。

紧张:中国高能耗、高劳动力的加工模式难以为继

曾毅:我记得总统和胡锦涛访美一周后，有媒体说，哦，你们这些人不要再批评中国了。你越是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它就越不会上涨。给中国一个空间。你应该了解中国。所以，也许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政治运作或者他们的表达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海啸之后，很多人都在问，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曾经有西方国家或者中国的学者提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有中国的学者说，是的，我们有中国模式，但是有中国的学者比较清醒，说我们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个要看清楚。那么在西方吹捧的过程中，你怎么看，应该怎么理解中国所谓的经济发展模式？

张丽粉:有些唱得好的东西，可能会给未来10和5年的中国留下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埋下一些问题的种子。所以，比如说，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有很多讨论，就是中国的增长模式能否持续。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模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当然第一关比较简单。我们可以谈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模式。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彼此，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政界，几乎已经有了* * *识。人们认为，中国很难继续这样一种高能耗、高劳动力成本和以加工和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人都说过，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第二个层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体制化的问题。中国模式里曾经有一句话，北京* * *有见识。基本上，它意味着政府在从一个更加专制的社会向自由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能够保持其非常强大的市场和经济干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能够产生高增长和高效率。

这可能是因为许多西方领导人，尤其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对中国领导人感到羡慕。他们可以干预整个社会的资源，经济资源，市场，他们可以有这么大的自由。但如果讨论中国的所谓发展模式，就开始对整个基础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价值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把整个西方的经济体制和一个市场体系抹杀为时尚早。所以在我自己看来，现在讨论中国的模式可能为时过早。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过去的10和20年，说起中国的发展，往往有一种感悟，一种实践。似乎中国的经验非常独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文化几乎无法涵盖这种经验。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无论我们看四小龙70年代以后的经济崛起，包括拉美的巴西，70年代有六七年。这样一个经济奇迹的年增长率超过了65，438+00%。事实上，中国在过去65，438+00和20年中所经历的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这样的高增长能持续吗？

我们可以看到巴西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经济萧条，特别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后期之后的一个非常高的通货膨胀时期，我们可能都会对中国之后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打一个问号。

张丽粉:外国客人访问中国，往往给他们很好的评价，这不一定是客观的。

曾毅:所以我们看看，西方看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不是应该特别关注？当西方一致批评中国的时候，中国不应该失去信心，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不好，但当西方一致称赞中国的时候，中国可以小心翼翼，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真的好？

张丽粉:是的，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在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真正想听到什么。第二，他对这些西部片的看法。比如我们看中国的一些报纸，你可以看到根据他的编辑判断，这份报纸很清楚中国想听什么。其实仔细看看西方媒体，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是五花八门的，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关键在于他最终听到了哪些观点和声音，哪些最终对决策本身起到了一些实际作用。

另外，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在国际媒体工作。我发现国外跨国企业的老板、主管，包括西方重要的外国政要，可能会觉得在一些外交场合，可能经常会说一些特别爱听的话。我觉得这也是礼节性拜访。但是，如果这些酒桌上的一些评论很客气，真的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和评价吗？我觉得他们之间有时候会有隔阂。所以有时候，不管是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有时候听听就可以了。

Zeng _ Yi:的确，很多时候信息就在眼前。第一，你看了吗，第二，你听了吗，第三，你决定采纳了吗，这成为你决定的关键部分。我想对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来说，当全球信息如此之多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做？在信息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己与中国和世界沟通的作用，如何持续把握更准确、更全球化的视野？

张丽粉:是的，这是一个难题。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在中国长大，还是在中国接受教育，当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况时，我们都会发现中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要真正了解一个中国的内幕，国情其实很大。上海是中国还是北京是中国，要看有多少中国人才能对中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像《金融时报》这样的报纸，我觉得有几点，它是比较坚持的。第一，它是一份非常相信全球化的报纸。它认为整个世界，无论是经济的运行，资源的沟通，人员的沟通，思想的交流，都可能帮助世界克服一些传统上由地缘政治、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的差异带来的障碍。我觉得中国过去30年的逐渐全球化其实反映了一点。中国的利益与外部利益紧密相连。首先，我们相信全球化可以克服许多过去人们认为无法克服的事情。

其次，我们认为中国的信息和信息选择多了很多，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企业人士，还是管理者，他都会用它来判断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不敢说能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自己的权威解读。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选择。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无论是我们的FT还是FT中文网，对中国的报道都比较执着，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有时候听起来不一定是优美的音乐，但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的国家。

我不觉得多听听不同的声音有什么坏处。我觉得在过去的30年里，其实从历史上来讲，中国听到的不同声音是最多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中国最平稳的时期，虽然有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认为信心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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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轶可如何处理挑战新闻业和抚养儿子的关系，她表示工作和家庭冲突不大。首先，凤凰给了她足够的时间恢复。其次，她说她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只知道不停地冲刺，偶尔顾此失彼。现在从事新闻工作十年，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有新闻和主持工作基础。

我比较熟悉，所以有能力适当平衡工作和家庭。

曾轶可对儿子最大的希望就像儿子的名字一样——鸿基，寓意雨后天晴的彩虹。希望他的儿子无论结果如何，都能一直保持快乐的心态，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

采访结束，记者的邮箱很快就收到了曾轶可的近照——所有宝宝的照片，唯一的一张是曾轶可和宝宝的合影，却没有自己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