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故事

■爱因斯坦逃学。

1895年春，爱因斯坦16岁。根据当时德国的法律，只有在17岁之前，男孩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因为痛恨军国主义，又不忍心一个人待在军营里——就像路易·波尔德中学一样，爱因斯坦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和父母团聚。

但是，如果中途退学，以后拿不到毕业证怎么办？一向老实淳朴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主意。他让数学老师给他开个证明，证明他数学成绩优秀，早早达到大学水平。从相熟的医生那里拿到了病假条，说是神经衰弱，需要回家休息。爱因斯坦以为有了这两个证明，就可以逃离这个恶心的地方了。

谁知，他还没申请，训导主任就给他打来电话，勒令他退学，理由是他败坏班风，不服从学校纪律。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都愿意离开这所中学，什么都不在乎。他只是突然为自己想出了一个狡猾的想法却没有实现而感到内疚，爱因斯坦后来每次提起都感到内疚。也许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性格相差太远了。

■拒绝做以色列第二任总统。

1948 14年5月，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不能再撤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生存。”1952 165438+10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此前一天，以色列驻美大使向爱因斯坦转交了以色列总理本古立昂的一封信，正式要求爱因斯坦成为以色列总统候选人。当天晚上，一名记者打电话到爱因斯坦的住处，问爱因斯坦:“我听说你将被任命为以色列总统，教授。你会接受吗？”“不，我不能当总统。”“总统没有很多具体事务，他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教授，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如果你是以色列的总统，象征着犹太民族的伟大，那就太好了。”“不行，我做不到。”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大使说，“教授，我是受以色列总理本古立昂的指示。你愿意接受你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吗？”“大使先生，我对自然略知一二，对人几乎一无所知。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统？请向新闻界解释一下，帮我一把。”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已故的魏茨曼总统也是一名教授。你可以做到的。”“魏茨曼和我不一样。他能做到，我不能。”“教授，每个以色列公民和世界上每个犹太人都在等你！”爱因斯坦真的被同胞们的善意感动了，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而不至于让他们失望或尴尬。不久，爱因斯坦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正式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再次引用了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来说更重要，因为政治是当下的，但方程是永恒的东西。”

■爱因斯坦是如何走近中国的？

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被介绍到中国，尤其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20年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自己的眼睛一次次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年冬，应邀赴日本讲学。他来回的路上，经过上海两次，停留了三天。他亲眼看到了危难中的中国，深表同情。在他的旅行日记中，他写下了“悲惨的画面”和他的感受:“在外表上，中国人以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低要求而闻名。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更天真。但他们大多负担很重:男女每天敲石头，一天五分钱。他们似乎太迟钝，无法理解他们的可怕命运。”“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劳动、呻吟、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又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他们受到残酷的虐待，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编《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20、21页)十多年后(1936)，爱因斯坦在与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周培源的第一次个别谈话中说:“中国人民是受苦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动上。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日本从东北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当时国际社会表现出无奈和无能。6月11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对东北三省的侵略，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1932 10、“五四运动总司令”(在毛泽东)、中国* * *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当时已被开除党籍)在沪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国际知名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他。1937年3月，沈钧儒、张乃器、王造时、石良等主张抗日的“七君子”被囚禁后，联合杜威、路萌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解救，对国民党当局施加道德压力。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发起了“援华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发起了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是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思想对中国也有深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是他的狂热崇拜者，希望长大后成为像他一样的科学家。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抗战前夕)，由留法物理学教授叶云丽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年轻的许却幸运地在1938上大学之前买到了一本。他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让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也一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和周培源都发表了悼念文章。不幸的是，在1968到1976的八年间，爱因斯坦成为中国“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的荒谬运动。幸运的是，大多数科学家忽略了它，实际上还抵制它。1979年，北京还为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