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杀岳飞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当时作为北宋主力的皇军，早已在开封城下灰飞烟灭。江南金融没希望了。赵构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想犒赏大臣，却连一匹完整的马都买不到。最后，他不得不把马兑换成钱，奖励半匹马。从赵构时代的第一任总理李刚开始，完成这两件事就一直是最大的政治任务。
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朝的藩镇制度。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镇定、中山等地设立一批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领独立征收租税的特权，使他们互相帮助，共同抵抗金军。
这一建议的背景是，赵构当时没有像样的军队，没有财政收入支持他组建军队。李刚只能寄希望于将民间抗金武装和土匪残余收编，组成南宋的国家军事力量。选择恢复藩镇制度也是一种无奈——朝廷没钱支持军饷，只好让军阀设立藩镇自由收税。
然而，李刚的想法与赵构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赵构一直坚持恢复北宋时期的“皇军”制度，要求主要军事力量必须由皇帝直接控制，不允许出现藩镇。李刚政策流产，李刚本人被迫离开朝廷。
在这期间，还是个无名小卒的岳飞第一次给赵构写信，批评国家大事的失败。在浩如烟海的《汉书》中，岳飞极力劝说赵构武力收复故土，却未能搞清楚谁是其主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矛头直指南宋政治中心最大的鹰派人物李刚。论文主题支离破碎，缺乏重点。南宋历史学家李信读完《皇经》后，评论是“不知所云”。
黄千山和汪伯彦接替了李刚。他们在后世的史书中被痛斥为“汉奸”。
黄和王采取的措施与李刚采取的措施完全不同。与赵构相似，他们对藩镇制度深恶痛绝，强烈主张建立直属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抗金民军，放弃有贼政策(大部分是以前的北宋军队)。而是从这些民军和贼军中挑选精兵，组成“皇家营军”，由皇帝直接指挥。
在皇家营军形成之前，南宋只有两支主要军事力量。一个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军，后来演变成南宋的川军；另一支是老将宗泽的开封军。如果皇家营军成功组建，这将是赵构可以直接控制的第一支军队。
然而，皇家营军的组建并不成功(或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建言三年，中国共产党经过频繁的编制变动，从禁军阵营中分裂出来:刘光世的禁军阵营副使节军，韩世忠指挥左军，张军指挥右路军。这三股势力出现后，皇家营军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浚指挥的三支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南宋的主要军队。与岳飞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张、韩、刘、岳四大军团中，只有岳家军没有皇家营军的历史背景——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凯丰军团解体后残余的小股军队。这种独特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岳飞未来的命运。
也是在建安三年，赵构遭受了军阀割据的沉重打击。当年正月，金军大举南侵——此时金国的对外政策是灭掉南宋，夺取赵构。宋军无法抵抗，赵构不得不匆忙逃离。"所有的官员都不在那里，没有一个卫兵跟着行者."大臣不在身边，侍卫也不随行。警卫失职的背后，是部队早就人心浮动。
三月，杭州护送部队果然造反了。他们逼迫赵构退位给三岁的皇太子，并邀请北宋哲宗皇帝的妻子龙游皇后听政，决定把赵构交给金人。这次被称为“苗刘之变”的叛乱是由苗父和领导的，他们原是的皇军司令。
赵构很快被重置。新任宰相范宗胤提出了新的整顿军队的计划，建议皇帝考虑重新实行藩镇制度——既然土地上到处都是割据一方的土匪，朝廷又无力征讨，不如给他们藩镇的资格，让他们抵御8金军。与李刚的想法不同，范宗荫提出的藩镇建议只是权宜之计，他的长远目标仍然是组建庞大的皇帝直属中央军。
与范宗荫的征匪政策大致同时，岳飞的部队也有沦为土匪的危险——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军队首领杜冲突然投降，杜冲所属的岳飞无家可归，只能南下流浪，而更多的同僚则当场变成了盗贼，邀请岳飞入伙上山的络绎不绝。
这种漂泊经历对“岳家军”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岳飞在体制内一直是军人或者将军；杜充投降，把岳飞和他的部队踢出了体制。当部队结束流浪再次回归体制时，岳飞和他所率领的部队已经在流浪中建立了深厚的个人纽带。
建言四年(1130)，岳飞参加了收复建康府的战役。在金军主力与韩世忠水师在建康府河激战的同时，岳家军先后在清水亭、牛头山击溃了金军的余部。建康府的收复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岳飞也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军巡”将军，并有幸得到了赵构的接见。
部队回归体制后，岳飞成为将军(通泰统帅)，其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岳家军的运行机制。漂泊期间，岳飞与军中将领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比如在收复建康府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猛将傅青，常常把岳飞当成上级，缺钱的时候总是直接找到岳飞:“张越，傅青没钱赚，但能找到一定数量的黄金和金钱”，岳飞也是“完全无动于衷”。
然而，这种亲密关系在岳飞成为该镇特使后发生了变化。据《三朝北盟编》“何非为镇使，倚重法纪，尤无罪，而(傅)卿不改其常。我很清楚飞行和等待的区别，我不喜欢这样。”
岳飞的改变并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做了镇知府，不仅意味着地位的上升，也意味着他和他的军队进入了南宋朝廷密切关注的范畴，不能再沿袭以前作为流寇军队的行为模式。“严重依赖法律”，不给别人留下攻击的把柄，是非常必要的。
可惜傅青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不仅变得不开心，还动了离开岳家军的念头。正巧派王德去高邮抗金军，岳飞派傅去支援。傅青曾经是刘光世的下属。在入伍前，他告诉王德，他打算返回刘光世。张喜安知道后，通知了岳飞。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对傅青的处理。据三朝北盟的记载，岳飞召集手下的控官，用弓箭比试。福清连射三箭超过170步，其他控官没有超过150步，但战袍和金腰带都给了桂王。傅青拒绝抗议，冲突后被打死。
《三朝北盟》中记载的傅青之死的细节可能并不准确。但据说南宋的“家军”中有很强的排外情绪——当时韩世忠的军队叫“韩家军”，张浚的军队叫“张佳俊”，刘光世的军队叫“刘佳俊”，岳飞的军队叫“岳家军”——但有多少是形容他们“对望如仇，防范如贼”？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对望如仇，防范如贼”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让傅青自由换家，“家军”必然瓦解。
而且“家军”的出现也是北宋解体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级的军队，以楚州、淮东为基地的韩世忠军，以池州、泸州为基地的刘光世军，以建康府为基地的张俊俊，以鄂州为基地的岳飞军，以及远在四川的吴军，最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成为“韩家军”。
南宋的军事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从处处有乱象到一系列洗牌，只剩下五大军。五大军组建后，赵构再也不用担心要逃到海上去了。但是，弊端也已经显露出来。在联合作战中，家庭和军队划分严格的界限，互相猜疑，互相牵制是非常普遍的。这就是“对望如仇，防范如贼”的另一面。
主战派宰相张浚一度打算以韩家军为主力对淮北发动攻势。各军之中，韩家军实力最少，韩世忠说有困难。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张浚向张佳俊的张浚发出一份文件，要求他派赵弥带领军队前往帮助。张俊以断然拒绝，并散布消息说韩世忠想吞并他。张军有朝廷的支持，却赶不走张军的部队。
绍兴六年，宋军在金军支援下与伪齐军在淮南交战。张军的作战计划是让张佳俊、刘佳俊和皇家营的杨沂中军联合进攻。然而，刘光世以没有食物和草为借口拒绝合作。张浚以大局为重，尽快给刘光世送去粮草。但当杨沂中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已经撤出前线，正准备渡江南下。所谓三军联合作战，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岳飞一度被张军认为是不甘心的合作者。据《边辉》记载，张军在绍兴的六七年间，计划征服伪军，与张军、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四位将军在龟山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本土军队的将军们有不同的态度。刘光世主张防御，韩世忠强烈建议入侵，而资格最老的张军态度暧昧。张军希望家军中最有实力的岳飞不会用兵。结果“岳飞以为不能独用兵，再三求之，飞剑不能持。”张军对岳飞的这种态度颇感意外，他在会上一直主张北伐。
由此，他对岳飞的看法大变，认为岳有“养尊处优”的想法——其实岳飞是否真的养尊处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引起了南宋朝廷的怀疑。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没有一个家族军队愿意与南宋朝廷的代表张军合作。韩世忠的合作意愿与张军对韩家军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龟山最高军事会议可以看作是南宋政府对嘉俊集团态度的分水岭。
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考虑良久，最终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赵构和宰相张浚达成协议，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散刘佳俊。“中兴四大将”中，关门之子刘光世早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方玉田和珍宝古玩上。赵构送的古董，刘光世可以从早上玩到第四更。一旦发生战争，刘光世很少亲临前线，往往只派出部分将领。因此，解除刘光世的职务很容易就得到朝廷的批准，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
问题是:谁将接管刘光世的军队？赵构和张军在这个问题上有严重分歧。
一个月前，绍兴七年一月，晋国使者告诉赵构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赵构。恰在此时，他再次召见岳飞。岳飞希望赵构能给自己更多的权力和更多的军队来攻击黄龙府。沉浸在父亲去世的痛苦中，立即提拔岳飞为太尉，为驻田大使。使其官阶正式与韩、张、刘三将军并行。三月，赵构搬到建康府。
韩世忠率亲信秦冰护送进建康，赵构却撇开他，再次单独在卧室召见岳飞。在这次寝宫会议中，他给了岳飞一个大大的承诺:“等我为中兴任命一个大臣，除了张浚和韩世忠，其余的都由你这个大臣掌管。”(金拓续集)
也就是说，赵构不仅答应把刘光世的5万多军队交给岳飞，还把四川、陕西的6万多吴佳俊等小军团，共计17万左右的军队交给岳飞指挥。加上65438+万的岳家军，岳飞麾下的军队总数达到近30万。韩家军和张佳俊，不归岳飞指挥，加起来也不过六亿五千四百三十八+万左右。
为了使岳飞能够顺利接待刘佳俊，赵构还亲自给刘光世各部写了一封信，让岳飞带给他们。手中圣旨曰:“吾只关心军务，若局势和谐，吾将是英雄...兹命岳飞全力保护青等人...如果我自己做到了，如果我违背了我的话，国家就会有一部永久的宪法！”(《金拓续。高宗皇帝的圣旨》)
自宋代以来，从未有过将全国四分之三的兵力交给岳飞的先例。岳飞欣喜若狂，感激涕零。两天后，他拿出一份北伐计划，呈交给赵构。随后，赵构把它送给岳飞的三省都督萨格勒布和都督府萨格勒布。其中，刘光世的部队名单被列在总督官邸，而此时召回刘光世的命令尚未宣布。赵构告诉岳飞“密切注意萨格勒布”，不要泄露国家机密。
赵构的冲动和鲁莽使他忽略了两件致命的事情。第一，北宋虽有交战派与和平派，但在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上几乎一致。第二，丞相张浚还兼任着统帅的职务，名义上拥有统率所有家军的权力，但永远不能派出家军的首领。
张军一直想拥有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然后用这支军队控制其他家军首领，所以他真正想接手的是刘光世的军队，而不是岳飞。现在，赵构不仅决定将刘光世的军队交给岳飞，还承诺将全国四分之三的军队交由岳飞指挥，这不仅打乱了张军的计划，还剥夺了他统率家军的权利。
说服赵构改变主意很容易。只要提出祖制，让他仔细想想把四分之三的兵力交给一个将军的潜在风险，让他见识一下朝中对手的巨大声势。赵构只能“忏悔”。在“突然悔悟”之后，赵构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经把自己对岳飞的信任和器重推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巅峰，现在他又要亲手把岳飞从这个巅峰推下来。这是对君臣关系的极大考验。
赵构的解决办法是连续给岳飞写了三封信。第一道圣旨继续欺骗岳飞，说“前议已定”；第二道圣旨先是表扬了岳飞的勇敢，然后提醒他一些重要的消息会由张军代代相传，希望岳飞听到这些消息后“同舟共济”，千万不要发脾气；第三道圣旨是要求岳飞归还之前手写的圣旨等相关文件。此外，赵构还希望张浚能安抚岳飞，但张浚搞砸了。
他把岳飞叫到大都督府，装作没有发生过岳飞接见刘佳俊的事，意味深长地问岳飞:“王德是淮西(刘佳俊)的老将军，淮西军队一直对他深信不疑。我想让他做淮西军总司令，然后让吕雉接管淮西军，担任都督府参谋。你怎么看？”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岳飞，他接管刘佳俊的决定已经取消；二是告诉岳飞，张浚要亲自去接刘佳俊。
岳飞的回答不是赵构和张军想听到的。他告诉张军，他不同意让吕雉和王德接待刘佳俊。因为王德和其他刘佳俊将领一直不和，别人不会听命于他；鲁直是一个不会领导军队的纸上谈兵的理论家。如果他们接受了，肯定会有麻烦。正确的做法是“把能任命的将军交出来，再决定。”接下来的对话越来越僵，张军问:“那张傅玄(张军)呢？”岳飞说:“张是的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然而，人民是暴力和无知的，他们不能说服刘佳俊的将军们。恐怕不行。”
张军又问:“杨沂中应该没事吧？”岳飞说:“杨沂中和王德在一个班。他怎么能指挥一支军队？”因为龟山军事会议，张军对岳飞没有好感。谈及此事，他怒斥道:“我就知道，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做到！”岳飞也不示弱，愤然答道:“既然大都督问我，我不敢说实话，尽力而为。我是想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开始失控了。从张君的都督府出来，岳飞立即给赵构写了一封辞职信。没等赵构批准，他连驻地都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托林寺，上坟祭奠母亲。张浚得知岳飞不归，大怒，接连奏称赵构，说“岳飞处心积虑，专合并兵，奏信乞君”，简直是赤裸裸地威胁朝廷，并建议把岳飞的兵权一并拿走。赵构也很不高兴，多次在大臣面前斥责岳飞的傲慢。
虽然最后赵构还是不得不派人催促岳飞回来，但他那扇曾经对岳飞敞开到极限的大门，却悄然彻底关闭了。当岳飞被劝下庐山，到建康府谢罪的时候，赵构说了一句看似软硬兼施的话:“前些日子清家的奏折有些轻率，但我并没有生气。如果生气了，怎么能不谴责家人呢？
太祖皇帝说，谁破了我的法度，我只用剑来迎接他。现在让你家继续执掌军队，委以恢复的重任，说明我真的没有责怪你家的意思。"回到鄂州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个折子，回忆说"陛下的生活比别人好，圣断已立；咸是指恢复的力量，指的是日子。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决定去北方...”，提醒赵构不要忘记是他违背了君主和臣民之间的诺言。
后来，刘佳俊受到的接待正如岳飞所料。王德贞不能和其他将军住在一起，而鲁直真的只是纸上谈兵。结果是:刘佳俊将军李琼发动兵变，杀了鲁直，率领四万多军队直捣华北。王德只能在总部看着上千人，看着李琼走开。从此，刘佳俊不复存在，淮上前线的防御一度崩溃。张军成了造成这场叛乱的罪人，被踢出了决策中心。张浚出任宰相后，赵鼎从李琼之乱中再次认识到一支由朝廷(即皇帝)直接控制的军队的重要性。
受李琼起义的影响，赵构悄悄地把住所从前线附近的建康迁到了后方的杭。刘光世一被罢免，这支5万多人的军队就立刻叛逃到了其他国家，赵构对本土军队的信任度也降到了冰点——可惜的是，赵构很少反思自己在接收过程中犯下的无数错误。皇帝和宰相们再次达成共识，整顿一支完全听命于皇帝的强大中央军是当前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鉴于直接罢免家军首领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励家军中的将领，使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瓦解整个家军。这很像汉武帝实行的“恩旨”:在每个大诸侯国产生无数个小诸侯国，从而瓦解大诸侯国。将领中，老奸巨猾的张军一眼就看穿了朝廷的阴谋，及时采取措施，让朝廷“下不了手”。但岳飞没能看清政治迷雾。绍兴八年后，他仍然要求赵构增兵，但结果自然遭到拒绝。
在瓦解家族军队工作的同时，是与金人和谈。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宋金和谈是南宋政府整顿家军的目的。南宋政府为了向金人妥协，杀死了坚决抗金的将军岳飞。这种说法其实是颠倒了因果。绍兴八年，专门负责整顿家族军队的唐朝副使节王澍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与敌军实力无关，又怎么会关心我们呢？”
换句话说，和谈不是重整军队的目的；恰恰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如果没有宋金之间宽松和平的关系，也不敢对他家军队动大手术；为了对家军有一次大的行动，首要任务是让宋和金进行和谈。王船山在《论宋》中评论这段历史，他也说得很清楚:有权退兵是目的，和谈只是手段。
和谈是重组国内军队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大减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编国内军队。这个秘密计划只在南宋政府的少数高层决策核心中流传，包括赵构、赵鼎、秦桧和王澍。外国法庭还有另一套说辞。在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谈中，赵构一直强调“孝”在异国。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哭了，希望大家理解他的难处。他需要和平谈判，并欢迎他的生母和其他皇室成员从白雪皑皑的五国城市回来。
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一年，决策核心发生了多次人事变动，宰相赵鼎也换成了秦桧。但通过和谈为整顿家军扫清道路的基本路线从未改变。赵构已下定决心彻底解散自己的家军，建立一支自己控制的庞大的中央军。这期间岳飞所有的军事胜利，其实都是在挖掘自己命运的根基。他们对金人的军事压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商量，将军们自己的最终命运就越早到来。从两次和谈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个明显的迹象。
绍兴八年和谈后，朝廷文人分裂为赞成和反对两派，针锋相对。绍兴十一年，几乎没有士大夫出来反对和讨论。南宋学者吕中后来感慨地说:“士与士争野心家之和。今天，没有人说话。”会变成这样，吕中以为是因为“将军们赢了”——的确，绍兴的朝廷还没有从八年的淮西兵变中恢复过来，十一年的绍兴陀高之战更是彻底打消了金军渡江的念头。
因此，当岳飞在盐城获胜后敦促继续扩大战果时，赵构用十多枚金牌把他招了回来。此举的实质并不是“南宋投降派捣乱”，而是赵构觉得彻底消灭自己军队的时机已经成熟。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朝廷“一杯酒解甲归田”，以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副枢密使)的空衔，废除了张浚、韩世忠、岳飞的整体兵权。
当张君和韩世忠广设农家乐，开始后半生“醉生梦死”的“颓废”生活时，岳飞被投进了临安最高的监狱。岳飞的这个结局其实早在绍兴七年就写好了——那一年，赵构亲手把岳飞推上了信任和权力的巅峰，亲手把他从巅峰踢了下来。不管岳飞心中是否有怨恨，经过这场风波，多疑多疑的赵构再也无法信任岳飞了。
绍兴十二年，天下无岳少保。赵构激动地对大臣们说:“现在兵权归朝廷了，我要轻松当将军，接受我的命，去执行它，就像一个可怜的文官一样。”